上善若水

　　战国时期的韩非子曾说过：“儒以文乱法，侠以武犯禁。”意思是说那些儒生往往用巧妙的文辞博取人道德上的同情与认可，从而破坏律法的尊严；而行走江湖的侠客，则用暴力冒犯王法。

　　这当然是百家争鸣时法家代表人物标榜自家“药方”包治百病，别人都是庸医的“广告”行为，但考诸韩非以后的历史，不得不承认他说的有一定道理。更为诡异的是，这三家的价值观在未来的两千多年中纠缠在一起，分别被官家和百姓取用。对官家来说，一直是外儒内法，表面上用儒家忠孝仁义治国那一套，内核则用法家严酷的功利的那套；而对多数草民来说，生活在困苦之中，希望寄托在“儒”、“侠”两家。寄托在“儒”，则希望当官的都是道德完人，是包拯、海瑞那样的清官；寄托在“侠”，则是求清官不可得时，希望侠客出世，惩暴安良。因此，传统的中国社会，清官戏和武侠小说是大行其道的，至今仍有余风。

“人或加讪，心无疵兮。”

出自：《子刘子自传》

释义：人或加讪，心无疵兮！

既因自己的政治抱负未能实现而感到遗憾，又为自己心地纯洁而问心无愧，可以说其崇高的政治志向至死不变。

刘禹锡：人或加讪，心无疵兮

中唐刘禹锡之所以被称为“诗豪”，是因为他的豪迈强健品格体现于其诗歌作品的关系。他在晚年撰写〈子刘子自传〉，宋代苏轼读这一篇文章后误以为‘刘禹锡既败，为书自解'，因而批评他。倘若苏轼对于刘禹锡的批评确凿，则与白居易在内的历代诗歌评论家给予刘禹锡的“诗豪”美誉相为矛盾。刘禹锡在〈子刘子自传〉中云，“不夭之贱，天之祺兮。重屯累厄，数之奇兮。天与所长，不使施兮。人或加讪，心无疵兮。”本文就此中“心无疵”一句进行讨论，试探解说刘禹锡〈子刘子自传〉的另一种可能性。本文认为刘禹锡'心无疵'自评的思想渊源于他在〈天论〉上、中、下三篇文章中阐明的天人思想，并且认为从他的政治倾向和诗歌中的心理表白，可以找出“心无疵”自评的实践根据。总而言之，刘禹锡的'心无疵'并不是苏轼所说的“自解”，而是他以天人思想为标准从而努力体现理想、修养身心以后给予自我的评价。

　　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
　　蜈蚣百足，行不及蛇；
　　雄鸡扇翼，飞不过鸦。
　　马有千里之程，无骑不能自往；
　　人有冲天之志，非运不能腾达。
　　文章盖世，孔子厄困于陈邦；
　　武略超群，太公垂钓于渭水。
　　颜渊命短，实非凶恶之徒；
　　盗跖年长，不是善良之辈。
　　尧舜明圣，却生不肖之儿；
　　瞽叟愚顽，反生大孝之子。
　　张良原是布衣，萧何曾为县吏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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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大家常说，凡事要做个明白人，更有倔强者，临死时也要“死也死个明白”。事实上，在许多情况下，这种认真，不是真正的“明白”。而真正达到“明白”的境界的，反倒不是这种认真的态度，而是一种“糊涂”的处事方法。
　　北宋时，有二位大臣陪同宋太宗在宫中饮酒，酒过三巡，二人很快便喝得大醉。在席间，他们争论起各自的战功，并在皇帝面前污言秽语，破口大骂起来。这在当时，是犯上欺君的行为，左右纷纷请求将他们交刑部惩处，宋太宗没有同意，只是叫人送他们回家休息去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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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阴谋的学名应该是谋略,谋略说白了就是斗争。斗得“文明”一点儿的叫“运动”,斗得头破血流的就叫“事件”,斗得你死我活了就叫“战争”。
　　但当斗争的敌人都缴械投降了,大家成了伙计,吃着一个皇帝给的俸禄,披着统一制作的顶戴花翎,给一个主子磕头请安的时候还是勾心斗角,使绊子,就算你智慧上有孙子的谋略,可人格上却连“孙子”都不如了。
　　也许是没办法,人在专制和霸权面前想不当孙子也得装孙子。当皇帝的身边是一群孙子、一群去雄的男人、一群靓女争宠于一个烂泥一样的臭男人时,谁还能持有光明磊落的情怀呢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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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个微博客的世界吗？昨天刚看到百度贴吧发布了“我的i贴吧”，弄了个微博客功能。正好奇他们的运作思路，前天发现我喜爱的QQ邮箱，改造升级了阅读空间，并也推出了微博客服务：广播（广播这个词听起来好像有点怪)不过腾讯广播跟新浪微博一样，可以为广大的网络营销从业人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推广平台，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试试!

　　现有的中学语文教材有近10篇因涉嫌“中学生不宜”而遭删改，如《荷塘月色》、《林教头风雪山神庙》等。对这些篇目进行删改的原因，鲍老师也做了一些分析。

　　《荷塘月色》

　　原文：正如一粒粒的明珠，又如碧天里的星星，又如刚出浴的美人。

　　改文：正如一粒粒的明珠，又如碧天里的星星。

　　删改的原因：删去了文中“又如刚出浴的美人”这句对荷花的美妙而传神的比喻，原因大概是怕学生读此句后引起不良联想。

　　在中国思想史上，人性问题是讨论最热烈、分歧最大的问题之一，“历来讨论不休，派别亦极纷纭”，“非关于人生的其他问题所能比”。在偏重于义理分析，且论述“多切人事”的《东坡易传》(又称《苏氏易传》、《苏氏易解》、《毗陵易传》)中，对人性问题进行了较为独到的分析，反映了“三苏”父子，特别是苏轼，在人性论上的基本观点。
　　
　　一
　　
　　“人性或人的本性，是关于人的本质特性、生命的基本倾向的哲学和伦理学概念。人性问题，是人类有了自主自觉意识之后，在自己认识自己的过程之中提出来的。”“人性”二字连用，大约始于战国时期，但人们对于人性问题的思考，却要早得多。人们最初对人性的理解，大多带有直观或直觉的成分，或者指人的才智能力，或者指人的正常情感，或者指人的道德善恶，都是可以通过人的品质、性情、才能等直接体现出来的。例如，孟子说性善，认为人与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，就在于人天生具有侧隐之心、羞恶之心、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，这“四端”是仁、义、礼、智等现实的伦理规范的萌芽，在后天的道德教育和修养中，只要细心地对这些“不学而能”、“不虑而知”的善端进行呵护和扩充，一个人就能够成为有道德的人；苟子说性恶，认为“今人之性，生而有好利焉”(《荀子·性恶》)，人后天所具有的道德，不过是礼义之“伪”，是在“明群使分”基础上对自然本能的自觉克制。二人虽然对人性有着截然相反的理解，但都是从人的道德现实状况进行直接推断的结果，都以通过对人的行为的直观观察所得出的善或恶的特性来解说人性。他们同时代或者后世的学者，在对人性问题进行分析论证时，大多数也是着眼于善恶之辨的视角，或是服膺性善论，或是赞同性恶论，或是提出了性有善有恶、性无善无恶、性三品、性善情恶等不同的观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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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一、前人对《易》之经典化的考察
　　
　　古代神话中的帝王伏羲氏作八卦和六十四卦，周文王作卦辞，周公旦作爻辞，接着孔子作统称为“十翼”的传。《易》和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春秋》共同成为儒家的经典，根据“孔子谓老聃曰：丘治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《易》《春秋》六经，自以为久矣”、“夫六经，先王之陈迹也”(《庄子·天运》)，表示“六经”在战国时期已经形成。但是之后与音乐相关的乐经亡佚了，而在汉代，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合称为五经。以上是汉代以来关于《易》的形成与经典化的普遍说法，这是所谓信古的立场。但是到了近代，在中国，疑古派势力抬头，对传统的理解严加批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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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“信春哥，得永生”开始，春哥教开始在网络世界生根发芽。再到后来一大批春哥教的信徒们开始了大规模的“造哥运动”

“哥”级人物---春哥（始祖哈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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